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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/02/11 08:57 来源:温州日报瓯网 编辑:王一川 浏览:1531

 洪振宁

近年来,温州人抱团行善,如微笑、明眸工程等,赢得了国人的赞誉。电影《红日亭》播出后,多位朋友询问笔者温州人行善的历史传统,遂写这篇文章,略加叙述。

善行天下是温州人的品格,与温州人敢为人先的精神、抱团合作的作风一起,构成温州人之所以成为温州人的主要特征,这三项精神品格都有文化传统,可追溯其历史形成。

壹 温州人行善的早期

温州人行善,有文字记载的历史,至少可以追溯到宋代。那时,是胡适先生所谓的中国第二次文艺复兴时期,是学者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兴起的新时期。

当时,南戏在温州流布,平民知识分子以“群”的艺术,用初级的广场文化的形式,力图将“狂欢”带给民间;生活在温州的众多布衣上书朝廷,议论国家政事或民生要事,谋求民众权益;道学在温州首先萌芽,永嘉学派诸位“以救民穷为己任”,呼吁“结人心”,纾民困,“宽民力”;在温州形成的永嘉医派,医家致力于医方从简,以便利民众生活……

在这样的背景下,温州平民频做善事,地方志或名贤录等典籍,均有些记载。如瑞安人张叔靖,天旱民饥,率领乡人在陶山湖侧畔筑坝蓄水,灌溉万亩,解决民众就食达千人。1136年,张叔靖被推荐到朝廷,做了个小官,他又提出《中兴十策》,不多久便辞职回乡。又如永嘉城区何氏,王木叔之妻,一向甘于清贫生活,王木叔考上进士后,倾囊中余资,帮助周围亲朋;当上小官后,又将家中田亩若干分给了众人。

贰 温州人行善的自觉

至明代中晚期,商业化浪潮兴起,世俗化步伐加速,中国的人口和财富逐步向东南集中,温州经济发展趋势向好,永嘉场一带的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。明代万历年间修纂的《温州府志》记载,明代温州府乡贤祠的先贤共有31人,其中永嘉场就有9人。这些乡贤,频频有善行义举,对当地的地方自治和地方共同事务的作为多、贡献大,以至于乡村社会人人称颂,口碑特好。当地人也往往乐于以身边的英雄为榜样,这对于引导一个地方向上向善的社会风气的形成,其功用十分明显。

如王叔果、王叔杲兄弟两人,坚持勤俭持家,又好行德于乡,辞官归里后,居家各20多年,为地方公益事业各做了不少实事。兄弟两人捐资重修仙岩寺,并在寺外路径植树松樟木,坚持了48年。1565年,王叔果父子修纂《永嘉县志》,设义塾。1579年,王叔果捐资重修永嘉县学,王叔杲捐资重修温州府学。至1595年,王叔杲重修白鹿书院,这时,王叔果已逝世,其妻林氏闻讯,即重修江心屿西塔。兄弟两人为地方公共事业出力,似在开展竞赛,或可称之为接力赛。王叔杲又于1580年捐资重修东瓯王庙、重筑王谢祠,1591年重修江心屿东塔,1597年捐资在郡城拱辰门外建镇宁楼。王叔杲生前还捐资义助瑞安县重建儒学。他们的下一代还做了不少公益事业,他们以个人智慧、家族力量为乡村居民造福,开创了一代新风尚。

叁 温州人行善的范例

据胡珠生《温州近代史》考证,清朝建立后的近二百年间,温州乡试中的举人仅120多人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,是浙江的十一郡之中,温州最为偏远。自温州府治至省城杭州1080里,至京师4690里。清代乾隆、嘉庆年间,温州社会有读书风气。1796年刊刻的《全浙诗话》据《游瓯纪闻》记载“瓯妇女多能诗”。1795年,阮元调任浙江学政,又于1800年任浙江巡抚,他多次来温州考察,说温州“无不家弦诵而户诗书”,而文士缺乏路费,赴省艰难,“士子有终其身足迹不至省会者”,参加省城考试能选取的,不及浙北诸郡十分之一。

1804年,温州城区廪生陈遇春倡议成立“文成会”。所谓文成会,即以众人之力,助文士“玉成”。众人捐钱,集资两千八百千文,发商生息,以子钱作为文士乡试、会试之路费,资助考生应试。陈遇春曾为育婴堂集资,按此办法,自1802年起,他慨然首捐,并用了三四年时间,跋山涉水,奔走遍告。由陈遇春、谷廷桂、张显烈等173位个人捐资,徐翰文等77人续捐,永嘉场英桥王氏等6家族捐资,楠溪岩头金氏等6家族续捐,共集资三千多两,制订文成会公约。众人上书,经县、府批准,分别交存谷咸豫等14家典号生息,每年获得利息后,“按人数而均分”,以助本县考生参加考试。

此义举,“为人所未为而为之”,“前未师于人,后争效其法,续仿于瑞安,再成于乐清”(温州府知事杨鑅《永嘉文成会记》)。其后,温州地区文风再度兴盛。至1858年,又增捐钱三千一百三十五千文。1870年,温州郡城的68户(位)商家、民众和地方官员继续为文成会捐款,连同上河乡、下河乡,楠溪、西溪暨永场等处,陆续为文成会捐款,计四千五百九十九千文。至1882年,文成会项下的捐款总额达一万一千一百七十九千文。在温州郊区先后设立的有:永嘉场梯云会、南乡文成会、上乡云程会和武成会(作为武生旅费以参加武举科考)等。

瑞安,也是在1804年成立了宾兴会,又叫兴贤局,并大力推进之,一批人才因此脱颖而出。瑞安杨世环1894年编刊的《宾兴事例》,收入宾兴倡设案稿、立案公议条约、司事姓氏等资料。《嘉庆瑞安县志》记载兴贤局设立的情况,又抄录了兴贤局的《条约》,即文、武生参加科考资助路费的具体规定,有27条。

1882年,温州府学廪生周德鸒、严毓珏,永嘉县学廪生吕渭英、项世昌提议修改补充文成会的三条意见,经公议,文成会改议新章。1893年,陈虬撰《温郡捐变文成会议》,从筹捐、存管、给放、公费四个方面,提出完善文成会的一些建议。刘绍宽任温州府学堂监督,民国初任平阳县教育会会长,他的日记中有当地文成会操作的一些记载。直至科举结束,文成会资金转而资助学生出洋留学,如黄庆澄的长子黄骥,1906年赴日本留学,就是由那时平阳的文成会资助的。民国建立后,资金则转入新式学校。

温州地区各地设立文成会、兴贤局的义举,大得民心,调动了广大民众的积极性,坚持延续了一百多年,体现了温州人“抱团”运作、向上向善的精神。

肆 温州人行善渐趋普遍

到了民国年间,温州人的行善行为,更为自觉而普遍,如众人尽知的普安施医施药局,又如杨雨农、汪晨笙等。汪晨笙于1933年8月底病逝,他的故事,今天知晓的人甚少。汪先生曾在1923年3月发起创办瓯海实业银行,曾经是温州金融界领袖。他以“勤俭成家,为善最乐”作为家训。他自己布衣粗粝,而亲朋急难,则疾赴之。民国初,偕同友人创设永嘉协济善堂,先后任总董,约有十年时间,基金五万元,施舍棺木、衣、米、药物等,共约十余万元。1919年,创办因利局施粥厂,贫民受惠。1922年,瓯江上游山洪暴发,他再次创办慈善急赈会。1929年,温州接连遭受旱灾,他以善堂名义,召集各县慈善团体,合办急赈,名曰永嘉慈善团体协赈会,被推举为常务委员,他赴各地散放赈灾款,共达八万余元。温州城郊与乐清交界的邓公桥,跨瓯江下游,对于两地交通、行旅之安全,关系至大,百余年来,官府与士绅屡议修筑,终以工艰费巨而迁延中止。汪先生毅然躬任其事,捐资千金为之倡导,并奔走劝募,得道多助。于1931年兴工,至1933年春得以落成。

可以看出,温州先贤的行善历史悠久,逐渐形成一种传统,概括起来说,一是有知识的人先开始,商人也不断地向文人学习;二是往往为集群运作,抱团而为;三是为地方做公益,行善积德,在建设乡村、改善民生、谋利桑梓、造福百姓等方面,体现了一种群体追求和故乡情怀。

作者系温州市社科联原副主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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